長征手80周年黑板報內容
紅軍之所以發動長征，直接原因還是在于軍事上的失利。蔣介石在對紅軍的四次圍剿先后遭到失敗后，又于1933年10月發動了第五次圍剿，由于毛澤東失去領導權，在王明，博古，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“左”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下，放棄過去四次反“圍剿”斗爭的積極防御方針，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，采用軍事冒險主義，提出了“御敵于國門之外”的口號，導致紅軍節節失利，在搶先進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。同時，在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以后，王明“左”傾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在中央蘇區得到全面貫徹，在組織上又大搞宗派主義，開展過火的黨內斗爭，撤換堅持正確意見的各級領導干部，導致中央蘇區在政治上面臨危機，造成了黨內、干部隊伍里的恐懼疑慮心理和蘇區社會秩序的不安定。此外，中央蘇區這時的經濟已經處于崩潰邊緣，這不能不影響到革命戰爭、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。因此，在此不利形勢下，紅軍要在中央蘇區堅持持久作戰是確有困難的，這不能不使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要考慮紅軍突圍作戰略轉移，以求得保存紅軍的活力。
1934年5月，廣昌、建寧先后失守后，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。國民黨軍進入蘇區的腹地，中央紅軍在內線打破敵軍的“圍剿”已十分困難。當時，中共中央、中革軍委此時也已意識到在內線打破敵人的“圍剿”已無可能，曾考慮過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問題，并把這一設想報告了共產國際。6月25日，共產國際復電，雖然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，以保存有生力量，但同時認為中央紅軍不一定馬上撤離中央蘇區，在內線堅持斗爭，打破敵人的“圍剿”還是有可能的。據此方針，博古、李德等人雖然提出了戰略轉移的問題，而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間接準備，但在戰略上繼續同敵人拼消耗，完全忽視了有生力量的保存。為做好轉移準備，于7、8月間先后命令紅七軍團、紅六軍團進行北上西征。但由于紅七、紅六軍團的兵力過小，在北上和西征后，不但未能牽動大量敵軍，達到預定的目的，反而使“圍剿”中央蘇區之敵加快了“圍剿”的步伐，中央蘇區的形勢進一步惡化。
兵員準備:參加長征的人當中大約一半是新兵
在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戰爭中，紅軍傷亡數以萬計,為了粉碎國民黨的“圍剿”和進行戰略轉移，急需擴大紅軍兵源，充實紅軍隊伍。5月18日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《武裝起來，到紅軍中去》的宣言，提出五、六、七三個月在中央蘇區擴大紅軍5萬的號召。7月7日，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宣布擴紅任務提前超額完成，擴紅總數突破6萬余名。9月初，中央組織局、總動員武裝部又發出《關于九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》，決定即日起開始爭取在九月份內動員三萬新戰士上前線，為突圍西征即長征出發作準備。在火熱的宣傳下，蘇區的廣大青年男女踴躍參軍，從五月到九月征集新兵約十萬人，中央紅軍增加到5個軍團，紅八、紅九軍團幾乎全是新兵。此外，中革軍委決定成立紅八軍團和教導師等，壯大了中央紅軍的力量，使紅軍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補充。據估計，長征開始時參加長征的人當中，大約一半是新兵，甚至有的部隊干部是老兵，戰士完全是新兵。
戰略物資準備:緊急籌集武器彈藥、糧食、草鞋、食鹽、棉被等
中央蘇區各級黨和政府還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，從7月開始開展了收集軍用品的突擊運動，展開了緊急籌集武器彈藥、糧食、草鞋、食鹽、棉被的工作，為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補充了大量物資。如在籌集糧款工作上，早在1934年6月2日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出《為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致各級部及蘇維埃的信》，到8月初已經基本完成此項任務。7月22日，中央又發布《關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萬擔及征收土地稅的決定》，9月30日，糧食部長陳潭秋宣布此項秋收借谷任務圓滿完成。同時，中央財政部提出了3個月籌款80萬元的計劃，為此，當時采取了非常措施，在蘇區內部進一步發動群眾查找地主豪紳埋藏的金銀窖，僅兩個月時間，博生、會昌、于都、西江四縣就籌款18萬多元。到中央紅軍長征時，國家銀行的銀元就有數十擔隨軍運行，對保證長征途上紅軍所需給養起了重要作用。
在戰備物資方面，紅軍特別重視大規模地制造武器彈藥。根據行動計劃，由蘇區兵工廠大量制造武器，制造大批的子彈、炸彈、槍支、手榴彈、刺刀。為了解決生產原料問題，1934年6月的《紅色中華》報社論提出，“我們急需要15萬斤的子彈殼、15萬斤的錫、15萬斤的銅、20萬斤的鐵、10萬斤的土硝”的任務。在蘇區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和蘇區工人的忘我勞動下，加緊制造武器彈藥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，增加了6倍至30倍。在其他物資方面，蘇維埃中央政府還作出決定動員群眾收集被單、毛巾、襪子、雨傘，及時為紅軍準備冬衣。為了適應行軍的需要，中央機關還于9月8日號召在10月10日前，要為紅軍募集20萬雙草鞋及其他物資。為此，被服廠加班加點生產，趕制紅軍服裝，力求做到紅軍每人有兩套單衣，兩雙草鞋、兩人一條氈子。此外，《紅色中華》報還號召開展熬鹽運動，以備紅軍所需。據參加長征的同志回憶說：“在我們的隊伍里，除了高級指揮員外，戰斗員們都是帶著四個或六個手榴彈，一支步槍一把刺刀，以及很多步槍子彈。這些(除槍外)都是我們自己的兵工廠制遣的，出發前才發來的新家伙。我們的帽子、衣服、布草鞋、綁帶、皮帶，從頭到腳，都是嶄新的新東西。”可見，紅軍在戰略物資上的準備還是頗有成效的，這都為后來紅軍進行轉移補充了大量物資。
在做好轉移的間接準備基礎上，到9月上旬，各路國民黨軍加緊向中央蘇區中心區發動進攻，蘇區進一步縮小，蘇區內的人力、物力已十分匱乏，紅軍在內線打破敵人的“圍剿”無望后，中央才開始組織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直接準備。在戰略指導思想上，中央改變了過去那種不遺寸土的方針，決定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。9月8日，中革軍委發出指示，要求中央紅軍在阻止敵軍推進時，應以“度的節用有生兵力及物質資材”為基本原則，并強調指出紅軍不要準備進行防御戰斗，“而應準備全部撤退”。同時，建立健全了各級指揮機關。9月13日，中革軍委發出指示，命令中央紅軍各軍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后方機關，加強運輸隊的建設，從組織上對中央紅軍主力突圍后堅持蘇區的斗爭作了初步安排。隨后，又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、中央軍區，統一領導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黨政軍工作。還決定留紅二十四師及地方武裝1.6萬余人，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，以掩護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，并在蘇區及其鄰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