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皇帝處理這件事倒也蹊蹺，不但沒有處罰曾靜、張熙，反是親自撰寫了《大義覺迷錄》，讓曾靜、張熙到全國去播講。
在這件事上，漢族知識分子顯得十分尷尬，當他們起事的時候，沒有實力，他們左尋又覓，找到了陜西總兵岳鐘琪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此人是岳飛之后。但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：岳鐘琪居然告發了他們。
他們弄不明白：一面是滿族的皇帝，顯得十分大度；一面是漢族名臣之后，顯得卻十分吝嗇。
雍正親自澄清，不但沒有反濁為清，反而使人們更加覺得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但是，曾靜、張熙終究還是活了下去，雍正對于仕途以外的文人的牢騷，不屑一顧。
這種狀態，一直延續到雍正的兒子乾隆。
乾隆對于文化，格外苛責，不管是在仕途還是在山野，文化都必須依附于政治。
乾隆收回了《大義覺迷錄》，把曾靜、張熙殺了頭。
文化的自由，自由的文化一齊隨著文字獄的恐懼而漸漸潛隱。
乾隆皇帝，一面對自己的“十全武功”沾沾自喜，一面又對自己的“文采詩詞”暗自高興，康熙與乾隆，好似完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輪回，而輪回的終點，又自然的回到了滿漢兩種文化的均衡上。
嘉慶皇帝，雖然文采上還過得去，若論武功，比及康熙乾隆，又似乎顯得十分尷尬。
在嘉慶身上，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漢族文化的血脈，滿族文化就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。
馬克思說的對：野蠻的征服者的文化總是被文明所征服。不僅如此，整個滿洲文化在嘉慶手中來了一個整體上的蛻變。
缺少內容的充盈，承德比之于北京，顯得就十分的虛弱。
終于，在嘉慶二十五年，嘉慶皇帝在承德不明不白的死去，山莊以后也很少被皇家人員所光顧，除了咸豐十二年的一次逃難，山莊在文化上的地位也就慢慢消融了。
四
正在處理滿漢兩種文化的同時，大洋彼岸的另一種文化又悄然而至。
比較起來，西洋文化的資格也許比滿文化的資格更要老一些，只不過由于明末清初的戰亂，它才偷偷的隱蔽了起來。
首先接受這種文化的清朝皇帝是康熙，康熙在閑暇的時候很注意西學的學習，比如他曾經學習了西方的數學，西方的天文學，他的身邊，也有湯若望，南懷仁等一大批西方傳教士。
西學與中學，毫不排斥，毫無間隙地在康熙身上統一起來了。
康熙接受西學，然而不是變革舊制的決策，而是體現的一種天朝上國的大度。
因此，西學與中學的爭論，被緊緊的箍在了學術的范圍之內。
不管怎樣，康熙對于西學，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種并不排斥的態度。
事情到了乾隆與嘉慶那里突然變了，中學對于西學，完全的采取了另一種態度。
乾隆五十八年，英國特使馬嘎爾尼，帶領大隊人馬，以祝壽為名，拜見了乾隆，然而無果而終。
嘉慶二十一年，英國復派使臣阿美士德來北京進行在度的交涉，結果根本沒有進行談判。
為何會有這樣一種結局，深層的原因姑且不論，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，就是英使沒有完成覲見天子的禮數。
沒有了滿族文化的放達，沒有了滿族文化的坦蕩，漢族文化，用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拒絕了西學。
明白了這一點，我們對于清朝的認識至少有了一點校正，我們對漢族文化本身的弱點就有了重新審視的必要。
五
越是固守落后的文明，越是使文明落后，一百多年的天朝上國，于道光二十年從夢中驚醒。
道光崇尚節儉，文化上一味強調的是經世致用，不愿意浪費一絲的人力資源。
英國的船尖炮利，使道光不得不認識到，西學更能經世致用。
一時間，人們開始反思，反思的結果是“師夷長技”，反思的目的是“以夷制夷”。
把結果與目的一比較，自然使人困惑，一味的學習別人，怎么可能戰勝別人，更何況，學習的方法僅僅是“中體西用”。
結果越是學習，就越是落后。越是落后，就越是拼命的學習。
※本文作者：寒如冰(鄧榮棟)※